提 要：本文拟探讨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研制应思考的基本原则，亦即英语教育应处理好的十大关系，包括：（1）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适应社会需要；（2）国家标准的规范化与人才培养的多元化；（3）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与学术型、专业型人才；（4）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5）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6）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7）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8）语言技能训练与专业知识学习；（9）以学生为主体与以教师为主导；（10）教学改革与教师发展。准确把握和审慎处理这十大关系，对于英语专业未来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基本原则

       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新一届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正在研究制定英语类专业（包括：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专业、商务英语专业）的国家标准，为全国高校英语类专业的改革与发展规划未来发展路径。本文将从宏观层面探讨制定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不包括翻译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但原则问题具有很大共性）国家标准必须厘清的“十大关系”，包括：（1）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适应社会需要；（2）国家标准的规范化与人才培养的多元化；（3）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与学术型、专业型人才；（4）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5）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6）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7）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8）语言技能训练与专业知识学习；（9）以学生为主体与以教师为主导；（10）教学改革与教师发展。本文的思考还非常粗浅，权且当作抛砖引玉，以期引起英语界同仁对上述原则以及更多其他重要原则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1、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适应社会需要

       关于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树立科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所谓全面发展，就是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落实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要求，让学生切实做到立志高远、涵养大气品格，修身求知、追求一流学问，知行合一、创作精彩事业，甘于奉献、践行责任人生”（杜玉波 2013）。社会需要强调的则是高等教育的工具性，要求培养学生就业谋生的技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各行各业专门人才的需要。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整体而言，中国高等教育当前存在的问题是过于偏重教育此时此刻的工具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终身发展和社会长远发展所需要的终极性素质教育。英语专业因其语言学习的工具性特点，较之其他专业存在更大程度的工具偏向。

       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未来的英语教育一方面要更加重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文素养、思辨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要更好地与当下中国的现实社会需要接地气，在巩固和加强学生英语基本功的基础上，及时调整本专业的知识结构及其实现的最佳路径（具体讨论见下文）。国家标准的研制为我们及时反思英语教育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2、国家标准的规范化与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按照教育部的文件精神，国家标准是“尺度”、“要求”和“底线”，是“开展人才培养的基本依据”（杜玉波 2013）。可见，国家标准具有刚性规范的特点，其“培养规格”意在规定特定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知识”和“能力”，表明获得该专业学位的学生在学科背景上应具有的共同特点。

       那么，英语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学科共核是什么呢？素质是各学科大学生都应具备的，这里存而不论。就知识而言，应该包括英语语言知识、英语文学知识和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知识；就能力而言，应该包括英语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文学鉴赏能力、社会与文化研究能力和思辨与创新能力。

       上述主张与2000 年版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对英语专业培养规格的要求有几点差异。其一，在知识层面，英语专业的专业知识不应包括“相关学科的知识”（如外交、外事、金融、经贸、法律、军事、新闻和科技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和“一定的专业知识”（指某一复合专业的知识，如经济学、法学、新闻与传播学、国际政治）。这并不是说英语专业的学生不需要了解或掌握这些相关学科和复合学科的知识，而是说，这些知识不应由英语专业来提供（英语专业也力不从心），学生可以通过辅修或双学位的方式从其他学科补充这些知识（而且效果更好）。

       其二，在能力层面，《大纲》列举了“获取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独立提出见解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这些能力无疑是重要的，事实上任何一个专业都应培养这些能力，但它们并不能构成英语专业特有的能力。笔者认为，英语专业是个学科，有自己的学科内涵和传统，应该对学生进行学科思维（disciplined mind）训练，这事实上是学科教育最重要的功能¹。 因此，新的国家标准应该明确本专业要培养的有别于其他专业的能力项目，包括英语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文学鉴赏能力、社会与文化研究能力和思辨与创新能力（最后一种能力是大学教育要培养的通用能力，大体涵盖了《大纲》对能力的要求，但要求更高）。

       与此同时，人才培养国家标准无疑也应该给多元化人才培养留下足够的空间。我国高校数量众多，在培养目标定位、服务行业定位、办学层次定位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学生的兴趣差异也客观存在。因此，不同高校的英语专业有必要在保持本专业基本共核的基础上走多元化特色发展之路。这种多元化可以体现在更侧重语言学（包括英语师范教育、专门用途英语），或文学，或社会与文化研究（包括区域与国别研究、跨文化研究），或翻译理论与实践，也可以体现为与校内相关学科的复合嫁接（通过辅修或双学位学分制机制），还可以体现为与国外高校相关专业的合作办学。

       总之，英语专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在追求多元性的同时并不丧失统一性，而在追求统一性的同时也不牺牲多元性。

       3、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与学术型、专业型人才

       在英语界关于人才培养的讨论中，英语专业人才经常被划分为四类，包括应用型、复合型与学术型、专业型，前两种人才培养路径被认为与后两种相互对立。应用型人才有一技之长，如翻译人才；复合型人才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掌握了商科、新闻、法律等相关知识；学术型人才掌握了系统的语言文学知识和研究方法，走学术深造的道路；专业型人才专攻英语专业，拒绝复合。其实，当我们试图给这四种类型的人才下定义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很难截然分开。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如果完全没有接受任何学术研究的训练和比较系统的专业训练，我们很难说他们接受过基本的大学教育；反过来，学术型、专业型人才也不能完全忽略应用技能和跨学科知识。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不管想成为哪种类型的人才，都得写毕业论文，这就是学术研究；英语专业把语言学和文学放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两个学科的复合；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选择了文学方向，毕业后当了中学老师，他/ 她是应用型还是学术型人才呢？即使他/ 她继续深造，先后取得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成了出版社编辑，那他/ 她算是哪种人才呢？

       大学教育要满足社会需要，因此不管什么专业都要考虑给学生有用的知识和能力；大学教育要实行人文通识教育，因此不管什么专业都要有一定程度的跨学科复合；大学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思辨和创新能力，因此不管什么专业都要通过一定的学科训练开发学生的大脑。一个理想的英语专业可以在这四种类型里有所侧重，但本质上应该超越应用型、复合型与学术型、专业型的简单归类，为学生的多元发展和全面发展提供宽广的空间。

       4、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致力于引导学生在某一专业领域进行深度探究，建构系统的知识结构。通识教育则致力于通才教育与全人教育，旨在帮助学生理解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理解个人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他们顺利适应不断变化的复杂社会与日益紧密关联的全球世界。

       当前我国高校英语专业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专业不够“专”，通识不够“通”。专业教育被稀释为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训练，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具有一定研究性的专业课程微乎其微，没有专业深度，相关领域研究方法的训练在许多高校的英语专业基本缺席。其结果，英语专业学生以及专业外人士普遍认为英语专业不是一个合格的“专业”。过去十多年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这一倾向。正如胡文仲教授（2009）指出的：“英语专业本身学科特点和学科建设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影响。”

       英语专业学生的知识面问题应该说早就引起外语界注意了。2000 年版的《大纲》特别强调了要求学生具备“宽广的知识面”，涉及外交、外事、金融、经贸、法律、军事、新闻和科技等诸多学科领域。这些领域的相关知识是有用的，但与通识教育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确立了4 个目标，一是公民教育，使学生理解全球背景下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培养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二是人类文明传统教育，让学生通过学习世界不同文化的艺术、思想与价值观，理解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与现实意义；三是理解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对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影响，学会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四是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与伦理思辨能力。为此，哈佛大学（2007）设计了8 个板块的课程供学生有计划地选修：文化传统与文化变化、伦理生活、美国与世界、理性与信仰、科学与技术、书面与口头交流、外语、分析推理。

       面向未来，英语专业的国家标准应该同时强调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要通过硬性规定的学科核心课程奠定学生的学科功底（不仅是语言基本功），通识教育则主要通过学校的通识课程平台来实现通才教育和全人教育的最终目标（这一任务可由教务处在全校层面统一规划，但英语专业应结合自身特点制定具体对接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王鲁男教授（2013）指出的：“语言教育天然就是通识教育的组成部分，语言的人文和心智属性就是外语与通识教育之间的接口。”英语专业自身就构成了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提是英语专业全体教师对英语教育的通识教育功能要有充分自觉的认识和能力准备。

       5、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已逐步进入大众教育时代。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至2012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到3325万人，是1998年的4.2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30%（2020年将达到40%），比1998 年增长了20 个百分点；我国已经成为在学规模第一的高等教育大国（杜玉波 2013）。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浪潮中，英语专业无疑走在前列。现在全国普通本科学校共有1145所，其中994所设有英语专业，是本科专业布点最多的专业之一。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统计，英语专业属于本科毕业生规模超过10万人的三大专业之一（中国教育在线 2012）。

显然，总体上看，英语专业已成为典型的大众教育。但如果从内部观察，我们发现全国英语专业的情况差异很大。相当一部分高校的英语专业每年招生人数都在50人上下，都实行24人上下的小班上课，有些学校的班级规模甚至控制在16人，如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英语专业。这在高校众多专业之中其实堪称典型的精英教育。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英语专业点（通常是近年来专升本的院校）每年招生人数高达千人左右，大班上课，而这类学校的生源往往也较差，师资和教学条件常常无法保证。

       面对这一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两极化的现实，英语专业的国家标准作为约束人才培养质量的“底线”，如果定得太高，势必把很多现有专业点排除在外；如果定得太低，又与教育部通过执行国家标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背道而驰。一个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标准线划在中间甚至中间偏下一点，给位于下游的高校英语专业点一个整改和提高的期限，最终淘汰一小部分，让绝大多数专业点都能通过努力快速进步达标。

       另一方面，国家标准应该鼓励部分具有优良传统的英语专业点继续追求精英教育，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外语专门人才。国家标准还应该鼓励不同类型的高校、不同层次的高校、不同区域的高校发挥自身优势，特色定位，走“分类卓越”的发展道路。最后，无论是选择大众教育，还是选择精英教育，所有英语专业点都应创造条件（如导师制、分级教学、小班教学、选修制、辅修制、双学位等），促进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最终，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乃是精英教育的根本要义。

       6、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

       英语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中长期以来存在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化失语症”（从丛 2000）。由于现有外语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的影响，英语专业学生比较普遍地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不甚了解，缺少认同感，无法在文化层次上用英语与外国人进行深层次交流，更难主动承担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和“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使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 2005）。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失语，英语专业学生缺少观察和分析外国文化的坐标或参照系，因而往往会同时患有“食洋不化症”，其表征就是对西方文化一知半解，或盲目崇拜，或盲目抵制。

       当然，这两种病症并非英语专业学生独有，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整体上存在这两方面的失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的全方位拓展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国家急需一大批学贯中外，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能力的各层次、各领域的外语专门人才。如果用这一迫在眉睫的重大社会需要来衡量，我们的外语教育还存在很大差距。

       因此，正在研制的英语专业国家标准应该从国家当下外语人才战略急需和长远人文教育²的高度，明确英语专业加强中外文化教学和提高跨文化能力的人才培养理念（戴炜栋、吴菲 2010），在核心课程中纳入跨文化交际概论、世界文明史与西方思想经典阅读以及中华文明史与中国思想经典阅读之类的课程，在教学方法上把跨文化比较引入所有课程的教学³，着力培养学生的中国文化自觉意识、批判性文化分析能力与跨文化交流能力。

       7、知识传授与思辨和创新能力培养

       随着人类文明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教学的重点由传授知识转向培养能力，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系统掌握知识，而是使用和创造知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了“坚持能力为重”的教育改革“战略主题”。

       高等教育要着力培养的最重要的能力莫过于思辨和创新能力。美国高等教育界特尔斐项目组(The Delphi Project) 所发布的《特尔斐报告》对思辨能力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

我们把思辨能力理解为有目的的、自我调节的判断，它导致对证据类、概念类、方法类、标准类或背景类考虑因素的阐释、分析、评价、推理与解释，而上述判断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思辨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探究工具。因此，思辨能力在教育中是一种解放力量，在个人和公民生活中是一种强大的资源。尽管它并不能作为完善思维（good thinking）的同义词，思辨能力是一种普遍的自我矫正的人类现象。一个具有思辨能力的理想的思考者习惯于勤学好问、博闻多识、相信理性、心胸开阔、灵活应变、在作出评价时保持公正、在面对个人偏见时保持诚实、在作出判断时保持谨慎、愿意重新考虑、面对问题头脑清晰、处理复杂事务井井有条、勤于搜寻相关信息、选择标准时理由充分、探究问题时专注目标、持之以恒地追求所探究的问题与条件许可的尽可能精确的结果。因此，培养具有思辨能力的思考者就意味着为此理想而奋斗。它把思辨能力的开发与上述品质的培养结合起来，由此不断产出有用的真知灼见，这也正是一个理性和民主社会的基础。（Facione 1990）

       西方学术界对思辨能力的研究已汗牛充栋，国内外语界文秋芳教授对思辨能力的测量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兹不赘述⁴。与思辨能力研究相比， 学术界对创新能力的认识还很不够，但后者的重要性已受到高度关注。简而言之，创新能力是指想象或发明新事物的能力，是通过改进（evolution）、综合（synthesis）、变革（revolution）、再利用（reapplying） 和转向（changing direction）等方法创新观念、解决问题、发明创造的能力（Harris 1998）。

       长期以来，英语教育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语言能力的培养上，而语言能力的培养往往又主要是通过模仿和记忆的方式来实现的，少数几门专业知识课程往往专注于知识的传授而非能力的培养，这使得英语专业在思辨能力培养上先天不足，更谈不上创新能力的培养了。十多年前的《大纲》虽然已提到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但总体看来，全国高校英语专业迄今为止在这两方面的教改成效甚微。

       英语专业的下一轮教学改革必须在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这需要在教材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测试等方面进行系统改革。就此问题，笔者曾有专门论述，兹不赘述（参见孙有中 2011）。此次制定英语专业国家标准，可以在教学原则中特别强调对思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并明确提供思辨能力指标体系（和语言能力指标体系一样），供各专业点具体参考执行。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国外高校普遍比较重视的“可迁移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包括：进取精神、时间管理、目标设定、制定计划、IT能力、演讲能力、书面沟通、协调能力、团队精神、主动精神、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变通能力、学习能力、解决问题、多任务处理、调研能力、关注细节、自我评价，等等。这些直接关系到学生就业与发展的能力，并不是天生具备的，需要通过课堂教学活动与任务设计、精心策划的课外活动、专业实习与社会实践来有针对性地培养，应该在培养方案中明确提出，统一规划。

       8、语言技能训练与专业知识学习

       英语专业下一步的改革必须加强学科性和人文通识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必然会造成语言技能课程和专业知识课程争夺课时的矛盾。现行《大纲》建议，专业技能课程安排65%左右的学时；专业知识课程安排15%左右的学时；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安排20%左右的学时（不包括公共必修和公共选修课程时间）。这个计划有两个问题：其一，专业技能课程所占课时比例过高，有必要下压，至于在什么比例上是合理的，还需要在对全国各层次学校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妥善定夺。其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这个概念和板块的内涵很值得商榷，这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不论。

       目前，外语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如果减少了语言技能课程的课时，英语专业学生的语言基本功是否必然会下滑？而语言基本功是英语专业的看家本领，是任何意义上的教学改革都不可逾越的底线。

       这个问题胡文仲教授和笔者在8年前合作的《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一文中讨论过，我们的观点是：

我们还提倡技能课程知识化，知识课程技能化，也就是说，在英语技能课程的教材选用和课文讲解中融入人文知识的拓展，而在人文知识课程的教学中又融入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训练。这样人文教育与英语教育便融为一体了。总之，我们不能依靠简单增加学时的办法来实现人文通识教育的目标，而是通过全面整合人文教育与英语教育来构建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可以自信地与其他学科并立于大学校园的真正意义上的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胡文仲、孙有中 2006）

       这个策略实际上就是欧盟的外语教学所倡导的“语言与内容融合式学习”（CLIL,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国内外语界在这方面已进行了一定的实践和研究⁵，我们应该以此次研制国家标准为契机，认真总结欧盟和国内相关教改的经验，积极考虑是否可以把CLIL外语教学理念正式纳入国标。

       9、以学生为主体与以教师为主导

       在讨论英语专业的教学方法时，现行《大纲》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基本原则，这个提法在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大纲》写道：

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改变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在教学中要多开展以任务为中心的、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在加强基础训练的同时，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当然，对这一原则的具体内涵还可以深入探讨。例如，教师的主导作用如何发挥呢？应该至少包括学习目标的制定者、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学习过程的促进者、学习结果的评价者等等。学生的主体作用如何体现呢？最重要的是，学生必须成为知识的探究者，在探究的过程中实现心智和情感的成长，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强调的：“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指出，教学的最终目标乃是要培养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学习者。为此，英语专业应创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和条件，如丰富的多媒体学习资源、充足的专业图书、良好的阅览设施、导师制、课堂教学与课外自主学习的系统规划和管理等。

       10、教学改革与教师发展

       此次国家标准的研制和推行，意味着英语专业将掀起新一轮的教学改革。国家标准可以理解为英语专业的顶层设计，它将集中全国英语界专家的智慧，为提升英语专业教育理念、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设定标杆，指明方向。最终，各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成效和成败将取决于师资队伍的建设。

       教学改革与教师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关系。张莲、吴一安、金利民教授等（2013）基于北京外国大学英语学院教学改革与教师发展的个案分析指出：“课程的变革就是教师的变革，课程的发展就是教师的专业发展，两者间的辩证互动既有效推动了课程改革的进程，也激发了教师队伍成长的内在生命力，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了教师的持续性发展……最终改变教育的是课程及其发展、改革与创新，而教师及其发展将发挥主导作用。”

       因此，此次国家标准应专门针对教师发展作出明确规定。一个合格的英语专业应该保障：良好的生师比、合理的师资队伍年龄、学缘和学历结构、科学的教师发展规划、充足的教师发展经费投入、有效运行的教师发展机制；积极进取的教师发展文化等。

       英语专业国标的研制，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能否为国家未来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提供多元化的外语人才保障，关系到英语专业自身的前途命运。我们必须充分总结建国以来英语专业发展的经验，必须充分借鉴国外高校同类专业成功的经验，登高望远，群策群力，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的答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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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 R. 1998. Introduction to creative thinking [OL]. http://www.virtualsalt.com/crebook1.htm (accessed 11/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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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丛，2000，“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

戴炜栋、吴菲，2010，我国外语学科发展的约束与对策[J]，《外语教学与研究》（3）：170-175。

杜玉波，2013，在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视频会议上的讲话[R]。2013—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视频会议，2013 年5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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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简介

       孙有中（1963—），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英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会长，中国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美国研究、跨文化传播、英语教育。

——摘自《中国外语教育》（季刊）2014 年2月  第7卷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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