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第17版刊登文章《翻译，怎样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深度报道了我社“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的工作，并采访了汉语分社的满兴远社长以及“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的林戊荪、黄友义等专家成员。

报道全文如下：

去年年底，由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研究院等打造的权威解读当代中国核心话语的“中国关键词”多语平台在京发布，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等5个专题的首批77条核心词汇的权威解读和阐释以中、英、法等7个语种同步发布。几天之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首批术语发布仪式在京举行。81条能够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特征与思维方式的核心术语被挖掘整理，并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对外传播。

推进中国声音更好地向世界远播，翻译是重中之重。然而，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声音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规范的解释和翻译法则，反映传统文化特征与思维方式的思想文化术语出现了解释不一、译法存在偏误的现象，中华思想核心概念的准确表达遇到困难，影响了中国声音传播的质量和效果。

如何提升翻译水平与能力，向世界更好讲述“中国故事”？

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翻译面临挑战

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新时代条件下，翻译工作无疑担负着重要角色，却也面临不小挑战。“中国文化中的‘韬光养晦’一词有着多种翻译方法；一个‘不折腾’折腾了翻译界很多专家学者；‘打铁还需自身硬’又引发了无数争议，是铁硬，还是打铁的人硬？”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刘和平举例解释。

“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文化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水平与国家的地位还不相符，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外译中的异化策略在翻译中占据明显优势，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对中国的误读与扭曲，使作为国家利益的中国国家形象受到损害。”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孙晓萌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有关中华思想文化的整理、译介与传播没有相对一致的理解与阐释，更没有规范的翻译标准和统一的操作规程，相关解释、翻译往往大相径庭，译法纷纭，水平参差，极易引发歧解，极大影响了“中国声音”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同时也提出了构建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正为此做着努力。教育部、国家语委集合国内外文史哲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立足于国际传播的角度，筛选、整理包括“道”“仁”“义”等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特征与思维方式的核心术语，并据此译成英语及其他语种，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维护文化主权。

翻译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言转换

“从古至今，翻译在世界文明进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承担着如何使用归化策略构建中国自身文化身份，增强中国话语权、国家文化传播力、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任。”孙晓萌指出，“翻译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语言转换，它应取决于译者对中外两种语言的掌握与运用，取决于其跨文化交流的水平与能力。”

“几乎每一条术语背后都是几千年的文化史。”国家外文局原副局长、翻译家黄友义道出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存在问题难处的根源，“五千多年的思想要用简单的外文表达出去，首先要自己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过去我们仅仅盯着如何更好地翻译为外文，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不重视，文史哲基础不够，需要补课。”

的确，语言同时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宗教、风俗、思维范式、行为逻辑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交流，也是两种文化的交流。正如国家外文局原局长、翻译家林戊荪所言：“需要更多地研究自己的、对方的文化背景。如果翻译粗糙，这不止是简单的文字缺陷，还因为对相关文化不了解，没有抓住对方的思想文化思维。”

很难找到合适的外文对应词汇，这是文化对外传播中翻译工作经常面临的一个挑战。外研社汉语分社社长满兴远介绍：“我们发布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有些直接将术语的汉语拼音作为翻译，比如‘道’。但这绝对不是‘懒汉思维’，而恰恰是我们研究讨论最多的地方，是为了保留文化的基因！我们要以百年、千年的格度看事情。比如‘豆腐’就是有中国文化基因的词汇，从开始译作汉语拼音，到外国接受这个词，经过了百年时间。现在都讲‘豆腐’这个词，也就说明中国的文化已经走了出去。”

专家表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还存在使外文减少“翻译味儿”的挑战。既要让老外看得懂，不牺牲外文的美感，也要保证不背离中文意思，不走样。当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瞄准的不仅是少数学者，而是对中国感兴趣的普通人，包括老师、学生、商人、记者等，需要用他们习惯的语言把深奥的哲理表达出来。

建立翻译人才培养体系迫在眉睫

“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实令人担忧，高质量的口译和笔译人员匮乏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懂专业的口译人员难寻，能够参与类似中华文库经典作品翻译的青年人甚少，想学口译的青年人多，想‘坐冷板凳’从事笔译的青年人匮乏。培养高质量翻译人才迫在眉睫。”刘和平指出。

专家们指出，目前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尚不明确，存在较强的功利性取向。使翻译人才培养和外语教育本身回归人文传统，将学界和业界、国内和国际等各方力量整合起来，给予长期持续的经费投入，在翻译人才评价标准方面建立更为系统科学的体系等，是值得长期深入探讨的问题。

多语种翻译队伍的建设亟待解决。专家们认为，目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主要以英、法、德、日、西等通用语种为主，非通用语种涉及较少，相关对象国语言的高级专门翻译人才培养问题需要破题。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开设有67个外国语专业，是中国目前开设外语数量最多的高校，距离覆盖世界主要国家语言仍然具有较大差距。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重大历史关头，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积极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向世界讲清楚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是一项时代的任务。国家需要引导好翻译教育事业这个基础命题，凝聚起语言的力量，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向世界说明好中国。学者们一致认为。

“希望国家建立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推出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政策措施。”刘和平建议：“设立人才培养项目资金，有计划地培养各领域或专业急需翻译人才；更多设立奖学金，积极鼓励并培养中外青年人，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服务；投入必要的资金，尽早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医学、中国教育等专题汉外多语种平行语料库，为中国文化普及做好基础性工作；整顿翻译市场，鼓励翻译自由职业者；征收语言服务企业‘学徒税’鼓励并支持企业用‘学徒税’接收实习生，与高校共同培养语言服务人才，实现校企联合培养语言服务专业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