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专家合影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王定华教授

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长申继亮教授以“再定位 再出发”为题，提出新时代我国外语教材建设的时代命题。申教授指出，近年来，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逐渐走上有序轨道，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构建新时代的外语教材体系还需作出更多努力。教材建设要有坚厚的研究做基础，教材如何立意、设置什么样的结构体例，如何安排有关知识，都应该有科学依据。新时代的外语教材建设需要重新思考外语教育和外语教材的定位，包括新时代的外语学习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到底通过外语学什么，外语改革要向哪儿去等问题。申教授强调，外语教材建设要通过核心素养的培养和专业化、数字化教材建设等路径，回应如何支持21世纪中国成为世界人才中心的问题，如何支持国家人才战略、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

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长 申继亮教授

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从编者视角详细解读了大学英语教材编写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逻辑框架，其中包括国家标准逻辑、教材文化逻辑、语言教学逻辑、语言学习逻辑和编写管理逻辑。国家标准逻辑是指南针、方向盘、导向仪。教材文化逻辑是落实国家标准逻辑、语言教学逻辑和语言学习逻辑的载体。语言教学逻辑和语言学习逻辑是设计教材中语言实践活动类型、内容和顺序的依据。编写管理逻辑是落实所有逻辑的保障。同时，文教授也指出了大学英语教材文化呈现的一些误区，包括对中国文化贴标签、对西方文化反应过度等。文教授强调，编写教材是一项神圣的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教材是国家事权，要体现国家意志，也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载体。编者要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对教师负责，对历史负责。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秋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石鸥教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教科书研究之演变和40年教科书研究的基本特征。他将1978年以来中国的教科书研究分为缓慢起步与发展、稳步发展、快速发展、更加繁荣四个阶段，详细剖析了每个阶段的研究内容、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包括重编写轻研究，重应用型研究轻理论型研究，重国家课程教科书研究轻其他教科书研究，重主流教科书研究轻非主流教科书研究，重纸质教科书研究轻数字教科书研究等。对于未来的教科书研究，石教授提出了三点展望：教科书研究的热潮将会持续不退，数字教科书研究有较好的发展前途，有中国特色的“教科书学”将呼之欲出。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作题为“理解中国，沟通世界：外语教材的新使命”的报告，他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必须应答时代之问：如何积极应变，创新知识体系、课程体系与与教材体系，造就一批又一批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助力中国更好走向世界、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在继续履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使命的同时，必须肩负起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使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是助力青年学子理解当代中国、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权威读本，由中宣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教材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外语类专业课程体系的有效途径，能够助力培养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高素质国际化外业人才。

北京外国语大学 孙有中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程晓堂教授分享了中小学外语教材研究的四个议题：外语教材如何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外语教材如何处理语言教学的真实性问题，外语教材如何选择和安排教学内容，以及外语教材中图文配置的基本原理。程教授提出，外语教材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学、教育学、跨文化研究、符号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外语教材研究已经不再是微观层面的研究，外语教育界应该重视外语教材的理论研究，包括研究范式、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等，推动外语教材研究向纵深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 程晓堂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徐锦芬教授以“实践共同体理论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材编写机制研究”为题，从外语教材编写的重要意义出发，采用实践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对6名大学英语教材编者进行跟踪调查，探究教材编写的有效机制。研究发现，共同的教材编写事业、教材编写中的相互介入、教材编写共享知识库是教材编写的三要素。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研究初步证明了实践共同体形式的教材编写机制的有效性，并建议可以将其推广到其他类型的教材编写活动，在更大范围内探究其有效性。